山宇扬：对中韩关系持续发展的可行性研究

《 共工日报 》（ 2023年11月24日   第 05 版）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系统论和历史演变学的视角,探讨中韩文化交流中的潜在冲突动因机制,并借助动态系统模糊研判方法,提出建立可持续互动关系的创新路径。首先,本文将全面梳理中韩地缘文化背景特点及文化冲突产生的多元内外因素,明确界定文化交流中的不确定性情形;其次,通过历史事件分析法提取中韩战略互动格局的历史规律,定量评估决策集体内外环境挑战;第三,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对文化认知交流过程中的障碍点进行质的和量的识别;第四,基于系统组织理论和综合博弈论,设计文化关系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框架;最后,阐述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创意义,并就深化中韩文化交流合作提出可行的优化建议。总体来说,本研究将为中韩文化交流政策制定与评价带来新的思路。

关键词:文化交流,中韩关系,冲突机制,动态系统

一、研究背景

1.1中韩文化背景介绍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早在西汉时期建立的四郡体制,已开始了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的传播。以儒家为精华的中国典籍与思想,通过朝贡贸易与士大夫文人的交流得以渐渐汉化朝鲜,成为韩国文化生成的重要外来源流之一。

其中,儒家思想以及以《春秋》《礼记》为代表的礼制度,作为中国先祖进入朝鲜的重要学说,深深影响着后世韩国的伦理思想和社会秩序设计。同时,朝鲜本国的文字谚文也参考了汉字结构设计其表意文字系统,在字母与意音融合上吸收中国文字的优点,这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属首创。

进入高丽王朝后,随着朝贡体制的深入,更多经学、史学等中国经典书籍被引入朝鲜,如《二十四史》等,这为后世韩国文化学术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此,事实上可以说,韩国文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带有浓厚的“汉化”特征,其渊源当中中国文化的影响就不容忽视。

除儒家思想外,中国的其他风俗习惯,如礼仪规范、节日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等,也都深深影响着朝鲜半岛文化的形成。

从长期角度来看,中韩两国在语言表达形式、审美观念的养成、伦理道德标准的形成等多方面存在显著共通点,这主要源于历史上两国长期互流的文化滋养。然而,随着近现代以来两国社会体制不同和独立发展道路的差异,在某些微观层面也渐渐浮现出了区别,例如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设计模式、公众心理状态的形成机制等各具特点。

总体来说,中韩文化处于动态的内外交融状态,两方面因素既呈现出广泛交集,也蕴含细微差异,这为我们深入研究两国文化交流交互作用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未来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对比两国在各类文化表现形式上的异同特点,以深挖这一交互关系的内在规律性,为促进两国人民融合提供有益依据。

1.2文化冲突的概念和定义

实际上,文化交流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行为,在交互作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这主要源于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体之间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结构和参考框架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中西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是否重视个体还是集体,以及各自文化中集体主义程度的高低差异,这很容易在实际交流操作中导致个体和集体利益定位的不对齐,从而产生误会。

同时,各国对同一历史事件认知框架和叙事规范方式的差异也会引发判断标准的分歧,扩大交流中的误区空间。此外,不同文化在礼仪细节认知和偏好形成机制上的系统性偏差,本身就增加了潜在的交流隐患。

任何两个文化体系都难免存在认知结构历史积淀下的系统性差异性。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离散程度和不确定性,需要通过长期互相了解和协商才能不断降低障碍,促进交流效率。

若不能正确理解这类交流中的潜在心理诱因和认知结构差异,则很可能导致互不理解甚至误导,进一步影响交流效率和结果。所以,系统论和历史比较视角下破解文化交流潜在冲突机理,对优化交流策略和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所在。

二、中韩战略互动格局现行分析

2.1决策集体内部结构演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中韩决策集体体制的演变具有浓厚的历史定律性。20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韩国决策体系朝着更加开放透明、重民意参与的方向演进,政治结构出现重大调整。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体制探索,试图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逐步构建内含多元元素的决策体系。

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深层驱动力,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源于各国内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随着韩国经济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内需求素质提升,民众对政治参与权力的要求不断增强,这为韩国政治结构多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类似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积累和孕育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均衡,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提供了可行性保证。

总之,中韩决策集体的演化内在具有物质生产力驱动的历史变迁规律性,这将持续影响两国在战略决策领域的互动表现。

2.2 区域安全环境下协同体制研判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学理论,中韩区域安全环境的历史演化具有浓厚的体制内因素和阶级属性。在二战后冷战时期,美苏进行阶级斗争,朝鲜半岛成为竞争的关键节点被分割,这突显了地缘环境在阶级斗争中的工具属性。随着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地缘格局呈现多极趋于均衡的状态,这反映了生产关系发展对环境格局的影响。

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朝核问题浮现,中韩作为周边大国在应对核扩散风险问题上频繁互动,再次凸显了地缘政治是阶级斗争的一环。当前,随着美中关系的系统性竞争,中韩地缘环境陷入新的历史变革时期。

在当前的区域安全环境下,中韩的协同体制研判具有重要意义。韩国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面对共同的安全挑战时,需要加强合作与协调,建立起有效的协同体制,以应对共同的威胁和风险。

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来加强情报合作。在面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安全威胁时,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对于预防和打击这些威胁至关重要。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渠道,可以实现情报信息的及时交流,提高双方的安全防范能力。中韩可以加强军事合作,共同应对潜在的军事威胁。通过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以增进彼此间的互信,提高应对突发事件和军事挑战的能力。双方还可以加强政府间的外交协调与合作,共同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解决。通过定期举行高级别的外交对话和磋商,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达成共识,并共同推动寻找解决方案,促进地区的繁荣与稳定。经济发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通过深化经济合作,提高人民的福祉水平,共同应对安全挑战,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韩在当前的区域安全环境下,应加强协同体制的研判,通过信息共享、军事合作、政府间的外交协调与合作以及经济合作等方式。通过密切合作,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关系,为国际安全与地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中韩还有许多其他领域可以展开合作,如科技创新、教育文化交流等,这些合作领域的拓展也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合作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规律,中韩地缘环境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影响阶级斗争的工具。各国在此基础上进行战略选择,这将长期影响区域格局的形成。中韩应秉持科学正确的观点,正确处理地缘关系。

2.3 经贸利益衡量体系优化挑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理论分析,中韩经贸关系的深化与两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韩两国的社会主要生产力水平较低,经贸利益呈现竞争态势。然而,随着80年代初韩国重化工业的起步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韩两国的生产要素迅速积累,经贸关系开始探索互利互补的契机。在90年代至00年代,中韩两国分别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经贸关系实现了从对抗到合作的质的跨越。

进入21世纪后,科技进步的加速使得中韩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两国的生产力现代化水平日益提升,但新兴产业布局与传统产能过剩的格局矛盾也日趋明显。这对中韩经贸互动机制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从马克思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角度出发,中韩经贸关系的深化程度具有历史性,其内在动力源于两国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演化。凸显出经贸升级需要与时俱进,实现互利共赢。社会主要生产力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生产发挥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科技水平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和附加值等手段,使产业具备更高的竞争力和适应性。经贸升级是指在经济合作中,通过提升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加强技术创新和价值链合作等方式,实现经贸关系的提升和升级。互利共赢是指在经济合作中,各方通过相互合作和交流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

三、文化认知产出对话障碍挖掘

3.1 意识形态认知裂缝识别

中韩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体系形成上的深层本质差异可以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人的存在是在世界中展开的,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念,决定了其基础性认知范式。因此,中韩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上的差异可以追溯到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儒家思想的语境下,强调"和谐"、"合一"等集体本体论元素。这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集体、社会关系和整体性的重视。而韩国在近现代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认同,强调个体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这体现了韩国文化对于个体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强调。

同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文和韩文在表达时态、目标导向等语用习惯上存在差异,这也反映出两国在认知过程中被赋予的本质属性。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韩两国形成的"文化真理"表达模式的差异。

因此,中韩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范式形成上的差异具有浓厚的历史决定性和语言学固有性。准确理解这一本质区分,将有助于两国在不同层次进行文化交流和对话,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长期的对话和反思。

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韩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系统形成上的差异性深深植根于历史语言环境的差异中。根据勒维施特劳斯和德里达的观点,不同文化语言体系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了自身的语用规则和语义体系,这决定了各自文化在话语结构、叙事策略等各个层面上的差异。

中国文化以汉字为载体形成了表述秩序,强调通过口头语言与书写语言之间的连贯性来表达整体逻辑关系,从而形成一套以和为主的集体连结性话语格律。而韩国文化作为以谚文为基础的文化,则更强调语义上的离散性和自主性逻辑。

这些语言学上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两国在形塑文化真理的认知路径上的本质差异。只有深入挖掘这些历史性差异的语言学基础,才能促进两国人民在更高层次上的交流与对话。因此,深化互理的过程需要不断丰富和扩展,这将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3.2 文化交流衍生出发点分析

根据昂格尔文化研究的理论,我们可以对中韩文化交流出发点的差异性演化进行更深入和系统的解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苏联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交流强调的是“学习”模式。这时期,中国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以促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然而,随着邓小平南巡谈话和“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的文化交流逐渐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新发展范式。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更加注重在文化交流中实现双方的平等和互利,不再只是单向地接受外来文化,而是通过互动与对话,实现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相比之下,二战后的韩国作为美国的战略保护国,长期受到美国思想文化的同化影响。然而在朴正熙和全斗焕体制下,“主体性文化”理念得到了确立,加之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反思,韩国的文化交流逐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学习同时保护自身文化特色”。这意味着韩国开始更加注重保护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多样性,同时通过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来丰富自身。

随着两国内外环境的深层演变,中韩文化交流的出发点已经实现了从“学习互惠”到“学习、互惠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跨越。这符合昂格尔所描述的文化“他者”演进规律。这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即在学习和互惠的基础上,注重保护和传承自身的文化特色,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将有助于中韩两国在文化交流中实现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与合作。

3.3 文化认同心理平衡点寻找

文化认同根植于集体的历史和民族记忆,这决定了它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和主观性。中韩文化认同都源自于各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传统,这些共同的历史和记忆形成了集体认同的基础,并且在文化中得到象征和表达。这种文化认同对个体和集体来说都是重要的,它们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能够凝聚人们的情感和归属感。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加深,文化认同的形成也面临来自“他者”的影响和考验。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更加频繁,这导致了文化认同的潜在流动性。人们在接触他者的文化时,可能会受到其价值观、习俗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认同产生变化。这种来自“他者”的影响挑战着原有的文化认同,也促使文化认同在不断变化的关系网中进行建构和重构。

齐泽克认为,文化认同实质上存在于认同本身与“他者”的差异性中。它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相对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认同与非认同之间的关系中构建和重塑的。这意味着文化认同是动态的,它不仅受到内在的历史和记忆的塑造,也受到外部的文化交流和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基于这一理论,中韩应该在深化对各自文化内在差异的理解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文化交流和全球化进程对认同形成的影响。双方可以通过共同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和传承传统文化来展示其内在的多元特征。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培养公民形成一种开放性认同观,既尊重差异,又强调共通点。这种开放性认同观能够帮助中韩文化交流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历史进程,促进彼此之间的互信理解和合作。

通过辩证法的论证思考,我们可以认识到文化认同既受到内部的历史和民族记忆的塑造,也受到外部的文化交流和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在中韩文化交流中,双方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既重视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又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以实现文化认同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的认同观将为中韩文化交流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

四、关系成型机制创新策略

4.1 决策集体间沟通机制重构

根据系统论与系统工程理论,构建长效有效的中韩文化关系发展机制需要高度整合各主体的决策功能,并运用系统工程方法进行系统优化。

具体而言,可以建立定期性的跨层级文化决策沟通交流平台。例如,每季度可以召开中韩文化领域发展战略研讨会,邀请相关部门(如教育、文旅等)的主管层和民间文化决策者参加。设立调研组,讨论不同时间段内各个一级子系统(如教育交流、艺术交流等)的功能运转情况以及影响因素,并根据系统动态理论提取其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相互约束关系。

在大会上可以成立多专家小组进行交叉访谈与问卷调查,收集不同决策主体的需求反馈。运用网络制约分析法,可以分析系统的潜在耦合点和关键因素。

最后,可以总结并优化各子系统间的联结模式,并将重要问题提报到高层系统层面进行定性决策。通过这种迭代式的复杂度降低机制,可以不断优化中韩文化关系体系的自适应能力。

这样的机制设计将有助于推动中韩文化关系朝着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通过整合各主体的决策功能和系统优化方法,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促进中韩文化交流和合作的长期稳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专业词汇如系统动态理论、网络制约分析法等可以用来描述具体的方法和工具,以确保决策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4.2 区域合作体系构建模糊学分析

在构建中韩及东亚地区文化领域的体系性合作机制方面,根据区域合作研究的进展,需要采用系统化和模糊化的方法进行论证与设计。从网络视角来看,当前各国文化交流呈现出分散且高度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需要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模拟评估其结构性特征,识别关键节点和耦合点,以优化合作机制的构建。从视觉化角度来看,边界问题一直是区域整合的主要挑战。可以借鉴模糊集理论,以文化元素的隶属度来描述国家之间的模糊关系,破除传统明确界限的思维模式,促进文化合作的融合。从动态角度来看,文化内容和主体的流动性很强。需要引入复杂系统演化理论,分析其中随机性和自组织属性,设计出能适应不确定性的灵活协同机制,以适应文化领域的变化和发展。从体系结构角度来看,各个子系统存在强大的耦合关系。可以参照杰克逊理论构建其内在联系的网络模型,从而优化整体结构设计和功能分配,提高合作机制的效率和效果。只有采取系统视角和分析工具,权衡各国文化特质的模糊特征,才能真正建构一个开放包容、动态平衡的区域文化合作体系。这将是深化互信与促进互利的有力举措。

4.3 文化产业链融合度量体系优化

为推进中韩文化产业链深层次融合,需要建立一个科学且定量评价融合程度的体系。科学方法的应用的重要意义于此时凸显:

产业链结构分析:利用网络论和社交网络分析法,不仅可以构建两国文化产业活动与资源流动的复杂网络拓扑图谱,还可以运用动态网络分析方法,以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产业链的演化过程和趋势。此外,还可以考虑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空间分析,以揭示地域间的产业链连接和空间关联。

资源整合评估:除了参照资源依赖理论和耦合度模型进行定量测算外,还可以引入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和方法,对两国文化产业链上下游的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价值链关键环节进行分析和评估,以确定资源整合的效率和优化方向。

价值创造分析:在文化产业价值创造的评估中,可以进一步细化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例如,可以运用市场调研、消费者行为分析、品牌评估等方法,对文化产品在不同受众群体中的认知度、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行测量,并结合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和投入产出模型,定量评估文化产业链中的价值链条。

环境影响评估: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可以进一步应用于环境影响评估中。可以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和预测外部政策、市场需求、技术创新等因素对中韩文化产业链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变化对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总体协同评价:除了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还可以考虑引入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如层次分析法(AHP)和TOPSIS法(技术对等排序法),以更全面地评估中韩文化产业链的融合程度和协同效应。同时,可以考虑利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对大规模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以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关联和规律。

4.4 历史遗留问题下文化认知共识点探讨

历史遗留问题对中韩文化关系发展的影响是一个极为敏感和深层次的问题。从认知形态学和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来全面阐述两国在此问题下寻求共识的可能性:认知形态学的分析:通过认知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探讨中韩两国在历史事件上的认知差异和误区形成的原因。这可以涉及到历史教育、媒体报道、社会记忆等方面的影响因素,以及个体和群体的认知偏好、情感态度等因素。通过研究认知形态的差异,可以揭示双方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的认知困境,并为寻求共识提供深入的思考。我将指出以下几点。

文化传播的作用:文化传播学可以帮助理解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情况。分析媒体报道、社交媒体的影响、公共辩论等方面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揭示信息传播中可能存在的偏见、误解和争议。同时,通过研究跨文化传播的机制和策略,可以探索如何在传播过程中促进理解、减少误解,以促进共识的形成。

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跨学科的合作与研究。外交学、历史学、心理学、媒介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可以共同开展研究,通过多种研究方法和途径,如实验研究、深度访谈、口述史等,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真实感知和认知差异,以期促进共识的形成。

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青少年在线教育体系改革可以作为一项重要措施,引导年轻一代以价值中立、注重历史进程和未来合作为导向的历史认知范式。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帮助年轻人培养批判思维和多元文化意识,增强对历史事件的理性认知和情感理解,为构建共识奠定基础。

第三方合作与交流:探讨引入第三方友好机构的角色,促进中韩两国相关部门和公众在具体历史事件上的交流互鉴。这可以通过学术研究项目、文化交流活动、合作研讨会等形式展开,通过多方参与和交流,促进双方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认知逐步趋同。通过以上的深入研究和跨学科合作,中韩两国以更好地理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寻求共识的可能性,并通过教育、传媒、第三方合作等途径,推进两国关系的深化与发展。这需要双方保持开放、包容和平衡的态度,以实现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根据对中韩文化关系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进行的深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文化关系的系统性和历史性:中韩文化关系的建设需要以系统性和历史性的观点来看待。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忘记历史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认知结构和立场的差异:中韩两国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认知结构和立场会产生差异,但本质上文化影响是相互渗透的。这需要用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看待差异,以促进相互理解和共识的形成。

政府间和民间交流的重要性:政府间的文化交流是推进中韩关系的重要支柱,但不应局限于此。需要重视民间互动和第三方交流渠道的建立,以促进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和理解。

青少年教育和社会向心力: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时,应优先考虑青少年一代的培养,以增进中韩青少年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培育社会向心力和文化认同感。

动态优化体系结构:定期评估中韩文化关系体系中各子系统的运行状况,动态优化体系结构,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挑战和新的需求。

历史问题的处理:中韩之间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构建良好的文化关系至关重要。双方可以通过对话、研究和互访等方式,深入了解对方的历史观和立场,推动历史认知的修复和协调。同时,以借鉴其他国家解决历史争议的经验,探索适合中韩的解决方案。

加强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是推动中韩文化关系建设的重要途径。两国可以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开展研究项目,探索文化交流的新模式和新领域。通过学术研究的深入,促进相互理解和共识的形成,为文化关系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动力保障。

创新性文化产业合作:文化产业是中韩两国的优势领域之一,通过创新性的文化产业合作,可以增进双方的互信和合作。双方可以加强版权保护、文化产品的互相引进和交流,共同开展影视制作、音乐、舞台剧等领域的合作项目,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推动旅游交流与人员往来:旅游交流是增进中韩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方式。双方可以推动旅游合作,简化签证手续,扩大旅游市场的互联互通。此外,还可以鼓励学生交流、专业人士互访、文化艺术团体的交流演出等,增加人员往来,促进两国民众的互动与交流。

媒体合作与民间互联网交流:媒体合作是推动文化关系的重要力量。两国可以加强媒体之间的合作,开展跨国报道、文化交流项目等。此外,民间互联网平台也为两国民众的交流提供了便利,鼓励民间互联网交流,通过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等平台,促进中韩民众的互动和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加强政府间对话与合作机制:中韩两国政府可以加强高层对话和合作机制,通过定期举行文化交流会议、签署文化合作协议等方式,推动文化关系的深化。政府间的合作和支持对于推动文化交流的规模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良好的中韩文化关系需要时间和投入。未来,若能对各细分议题进行精细化研究,深入剖析各影响因素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中韩文化交流将实现更深层次和广泛度的互融与共生。这不仅对中韩地区的和平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将产生重大的全球影响。只有通过持续努力和合作,中韩两国才能建立起稳定、互利共赢的文化关系,为两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山宇扬(现任中马友好大使,政报文史资料馆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