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尘：跨代文学理论研究丨新型儒家学派核心一一孔孟至道(1)

作者:莫尘

儒家学派起源已久,民贵君轻是儒家学派的核心理论,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政德思想,对此理念非常推崇。儒家学派并非孔子所创,孟子在其基础上发扬光大,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民生变化逐渐形成的一种符合群众价值观的理念。从春秋末期起算,到秦汉、唐宋、明清等各个朝代,每个朝代的统治者不同,治国方略不同,对儒家学派的理论和思想应用也存在不同。孔孟作为儒家学派的核心人物,是一代大儒,但他们的“大”并不包罗万象,他们所提出的思想理论,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理解。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反对苛政和严酷的刑杀,提倡以德治民;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思想,弘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儒家学说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西汉时期,地方王国对中央王朝的威胁开始增大,董仲舒基于儒家思想,宣扬“大一统”。该思想能有效解决地方割据问题,使儒家思想逐渐融入到封建社会发展中,并逐渐占据主流。到宋朝时期,朱程理学开始兴盛,朱程理学主张君主为天命之选,理应道德高尚,具备“仁政”思想,能达到社会和谐发展,民众幸福生活的目的。历史跨入到20世纪后,历经民国军阀黑暗的统治与社会动荡。儒家思想再次受到重视,对“孔孟之道”的研究逐渐转化为“孔孟至道”,一字之差,突出的是儒家学派的新,这里的新值得我们去辩思与推敲。

一、孔孟之道,起于先秦

至意为到,又引申极、最等含义,表示一种到达,一种极致。儒家思想在我国渊远流长,儒家学派可作为历史发展中一座关键的里程碑。孔子是学派的发起人,并非儒家思想创始人,早在孔子之前已经有儒家思想出现,那时的儒家思想是基于社会发展下,人民期盼下的一种“道德”思想萌芽。无论是孔子的以德治民,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古往今来,道德始终是儒家的根,尤其先秦时期所兴起的政德思想,是助推儒家学派发展的重要源头。

政德形成于私有制经济背景,西周坚持土地国有制,所有土地都为国家所有,而至春秋战国时期,私田开始出现,国家要求农民必须完成公田,才能到私田去劳动,农民为获得更多粮食,换取更多农产品,拼命为保护自己的私田,经济形态的变化造成政治文化上的冲突,为更好地维护社会关系,在法律观念淡薄的春秋时期,道德成为约束社会的重要手段,政德思想就是在经济改革中演变而出。战国时期,各国征伐,士人阶级开始崛起,他们为各个国家的君主出谋划策,随着士人阶层的不断壮大,国君将各类人才招揽到麾下,士人开始担任各类官职,士人阶层也在封建关系中脱离出来,通过政治主张来谋求进展,也促进了儒家政德思想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士人阶层越来越显贵,学在官府的局面被私学打破,平民百姓也开始接受教育,其中孔子所办私学最大,讲究“有教无类”,登堂入室者有72人,培养了很多人才。私学的兴起助推了先秦儒家政德思想的形成,文化的传播打破了贵族垄断,平民百姓拥有了学习知识的机会,为儒家政德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跃的环境,这也是儒家能够在各类学派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孔子在这时首次提出“为政以德”思想。孔子认为德在政治管理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他的德政思想主要由施政。民信以及政正三部分组成。总体来说,孔子认为应该对人民施以礼教,让人民产生廉耻之心,在道德引导下,对国家忠诚。在对待百姓方面,孔子认为一定要任用贤人,百姓十分重视统治者的信用,失去民信就等于失去统治。孔子要求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施以德政,即是遵守好自身定下的各类规章制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富强。

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强调,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也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只有拥有良好的道德,才能用礼进行“齐”,在孔子的施政思想中,德始终贯穿于主线,自此开创了儒家政德思想的先河,“以德治国”是孔子结合时代发展,所提出的一种极致目标,此孔之道,也可被称为至道。而新时代发展下,国情不同,国民的需求不同,社会结构不同,对孔孟至道的汲取也存在差别。

二、孔孟至道,成于现代

不同的物质文明需要不同的精神文明,春秋战国需要儒家政德理论,而生活在较高精神文明中的新时代人们,应该具有“爱”的思想文化素养,这里的爱包括了爱国家、爱集体、爱人类、爱自然、爱万物,这种爱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的熏陶,才能培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长此以往,新时代的新青年,才能在社会发展中贡献出更多力量。

这里的爱是什么,内在又是什么?进入新世纪后,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社会冷漠、人情冷漠,人人都在呼吁人间烟火,生旦净末,将“接地气”看做是一种平淡的幸福。物质文明高速发达的时代,物资充沛,既没有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也没有资本主义的外强中干,但为什么以往不屑一顾的“接地气”会再次出圈?是简单的思想复兴?不!实际上是人们被物质文明过多的浸染,逐渐丧失了最应该具有的根本内在品质,这种内在品质俱是仁。孔子从“仁”的主张中,为国家治理提出“为政以德”。而新时代背景下,儒家学派的核心从仁之“道德”转变为仁之“爱人”,这是社会发展下的必然趋势,也是新型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机。

何谓“爱人”,不同时期的古人对其有不同的阐述,孟子认为“仁者,爱人”,这里的人泛指一切人,主要承袭于孔子的“泛爱众”。“泛爱众”的提出,是希望君主可以爱护每一位子民。孟子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意思是指,每个人类都有相同的生理构造,相同的追求与理想,也有相同的情感基础。因为相类,多以相爱。《吕氏春秋》对同类相爱意识进行了阐述:“人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这段话是说,“仁”以“爱”为基本要求,然后再传递给他物。这种爱类意识超越了狭隘的君臣父子关系,彰显了视天下人为一家的道德精神。此类道德精神经过进一步升华拓展,就是把万物视为一体的“天地境界”。

新时代背景下所提倡的“泛爱众”是从人类同类相爱意识为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儒家的“泛爱众”思想、“仁”思想。中国超越了本国与他国的狭隘,将人类看做一个整体,提倡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吕氏春秋·爱类》的视天下人为一家的道德观念。国家呼吁“爱”,呼吁“仁”,表明了对人性冷淡、社会冷漠的排斥,更表达了中国对和平、对大自然的崇敬与热爱。

全球经济化快速推进,国际交流日益深入,和平发展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旋律,但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不断,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这给民众带去了无数痛苦,也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情怀。“利己”逐渐从边缘化升级至主流。我国不断从儒家学派中汲取能量,加深人们对爱的体会,培育人们的爱类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课题。国家依据社会、民生及人思想变化,从传统儒家学派思想中凝炼新型儒家学派核心,将孔孟之道的“仁”与“爱”思想视为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的重要精神桥梁,这是孔孟“至道”的一种体现。

“至道”是一种极致的理念,新时代下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部分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前一句的核心在于宽恕,后一句的核心在于忠诚,前者要求人们要懂得换位思考,做到不损害他人,这是最基础要求;后者是更高要求,即是将心比心,积极助人和利人。“孔孟至道”,是打破现代盛行的“利己”主义畸形心态,表达出人人平等精神。当然,这种精神在传统儒家学派中并未出现,但随着时代变迁,“仁”与“爱”与现代思想的充分结合,传统儒家学派中的“仁爱”得到深挖,发扬至极处,即是孔孟至道,也是促进人类完善和社会发展的风向标。

三、孔孟至道,重视人才培养

从古至今,人们所认为社会所需要的理想人才必须“德才兼备”,“德”是儒家思想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德行”永远是考证一个人才能的重要指标。“德”乃立人之本,孔子教导弟子“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经常感叹“才难”,并在论述学《诗》的益处时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学诗可以提高人的想象力和观察力,能够知道更多鸟兽和草木的名称。而孟子也非常主张“尊贤使能”,提倡探索事物的规律,并从自然环境中获得更多知识,如“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苛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无论天多高,星辰有多远,只要我们不断去摸索和寻找他们的规律,我们就可以算出前年之后的冬至。孔孟非常赞同人们掌握知识技能。孟子讲“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仁”并不靠空说空想,而是要放在实际中,要推及到人身上,人只有具备才能,才能性“仁”之道,才能去“爱自己”、“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民贵君轻”思想,也突出了人才、人民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可以拥君,也可以覆君,如果无民,哪里有人才?没有人才,如何能治理国家?故而君应爱民,民方爱君,为治理国家贡献力量,为治理国家而不断去学习,培养自身才能。

孔孟的这种思想观念与现代社会人才培养观念如出一辙,现代社会中“无能”之人难以立足,只有拥有一技之长方可安身立命。但在古代封建社会,尤其是太平盛世时,孔孟之道对人才的要求更注重“仁”与“德”,他们认为,官者重在管理,而所掌握的技艺主要惠及自身。后世儒家人才受到此理念影响,由于所处朝代不同,也形成很多不同观点,“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己”等。其汉末以来“治世尚德,乱世尚才”的观点最具影响力,即太平时期用人重“德”,乱世用人重“才”,并不十分计较,此人是否品德高尚。但古代乱世与新时代乱世有很大区别,现代的“乱世”更多可理解为“竞争”或是“内卷”,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然而经济水平发展的快慢,取决于人才,人才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发达也必将提高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

二战开始至今,美国非常乐衷于收集世界各国的科技人才,日本则非常重视人才培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吸取以往教训,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放在主要战略位置。现代经济看似与孔孟至道毫无关联,实际我国对人才的要求,与孔孟至道的要求一脉相承,儒家思想早于溶于中国人才培养的思想观念中。新时代背景下,新课标非常强调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孔孟至道中“仁”、“爱”观念在学生的品德思想培育中大行其道。现代人对才能的要求,并不完全指技能,“德”在现代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孟认为“德才”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在现代儒家理论的研究中“德才兼备”故成为孔孟至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轻德重才,会使人丧失道德约束;轻才重德,此乃腐儒。建设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人才队伍是孔孟至道影响下的必然趋势。

四、孔孟至道,旨在实现人生价值

新时代要求人们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发展多方面才能,促进现代文明的发展。新型儒家学派与传统儒家学派最大不同是,重视新时代人才个性发展,突出人才的主体性。而传统儒家学派则是更提倡道德人格,以群性压抑个性,这种传统儒家观念,孔孟之道已经不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甚至部分学者提出,传统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会提高人奴性的观点。诚然,传统孔孟之道源于封建统治背景下,在某些方面跟贴合封建统治背景,但孔孟所提出的儒家理念具有多层含义,在倡导群体意识的同时,也在弘扬人的主体精神,非常尊重人的独立人格。

新时代的新型儒家学派核心,之所以提出孔孟至道,就是要将孔孟之道中如“仁”、“爱”、“民贵君轻”的多层含义进行极致的刨析,极致的运用。孔孟至道的思想是宽广的,是包容的,是更具有独立性的。孔孟针对主体意识独立和尊严的阐述较多,例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还有耳熟能详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都是在阐述群众主体意识。字里行间,充分肯定人的个性发展,认为独立人格的成就,能促进个人主体能动性,此于基所形成的群体主义,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全方位发展。封建王朝统治者,将此观念进行了故意曲解,曲解的本意是为了更好治理国家,他们通过集体主义来压抑人的个性,是希望通过激发人的奴性,保证王朝的稳固,但这并非孔孟本意。

悠悠千载,孔孟时代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孔孟思想观念却没有因为时间流转而褪色,而是在时代的发展中再次熠熠生辉。孔孟至道与孔孟之道的一字之差,差在对社会的理解,差在国情民生的变化。新时代所学习的孔孟至道是多层的,既含有先秦的政德观念,也包含有发展中逐步完善的多种理念,此类理念在新时代文明的渗透下,生机盎然的生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其精华早已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文化建设及精神建设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孔孟至道,是“仁爱”的协同合一,是推动新时代、新社会发展,助推新青年成长的重要精神食粮。

新型儒家学派,是时代发展下的必然;孔孟至道,是新型儒家学派核心,更是衡量现代人才的重要标准。